要想从调查中得到收获和成长，就必须认真对待调查报告的写作，想要对调查的开展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就必须好好写调查报告，合同范文网小编今天就为您带来了中国对美调查报告7篇，相信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中国对美调查报告篇1

i.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时，标志着该地区或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1999年中国政府宣布正式进入老龄社会。而贫困老龄化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口结构并不是依靠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导致的生活水平提高而进入老龄化社会，相反，却是依赖强制性的人口政策降低人口生育率和人口死亡率从而使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日趋增大。这是一种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方式，我国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这并不能正确反映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截至xx年11月1日零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为130628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与xx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0.67个百分点，而其中大概有8500万人生活在农村。[①]因此，贫困老龄化问题主要发生在人口众多的农村，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排列第二，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又是城镇居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几倍。[②]人口老龄化，尤其是贫困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国家政策制定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由于人口贫困老龄化产生的农村养老问题向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越来越紧迫的要求。老龄化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使其成为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球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6.29亿，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或60岁以上的老人。联合国预测，到20xx年，全世界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或60岁以上的老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接近20亿，超过14岁以下儿童人口的总数。到2150年，每3个人中就将有一位老人。[③]日本现有人口将近1.277亿，其中65岁以上的人占19.5%，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日本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到65岁以上，出现了职工超年龄负荷工作的现象，日本的老龄职工占总职工人数的7.4%，这使得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的养老保障资金吃紧。在法国，近年来虽然总人口数在不断上升，但人口老龄化趋势还是在不断加强。截止xx年1月1日，法国本土人口达6020万，如果加上海外领地和海外省的人口，法国人口总数超过了6200万，而7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约占人口总数8.7%，是1962年时的两倍，与此同时，20岁以下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从1962年时的32.2%降至23.8%。这只是几个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实例，各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都到了非控制不可的地步。

为了了解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形成的原因以及当代农民生活的现状，为解决现阶段的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提供一些建议，笔者于xx年7月20日至8月5日走访了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路边村的十几户农民家庭，对农民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老人的养老情况、生活现状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主要的调查对象都是60岁以上老人，受到文化水平和视力条件的限制，笔者就通过问询的方式记录下了主要的调查参数。同时，由于该村村长外出的原因，就只能通过电话访问的形式了解了当地主要的经济状况和人口结构。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考虑到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而儿子又是赡养老人的主要承担者，因此选取了老人的儿子在家务农、外出务工、在本地务工以及儿子还在上学等几种家庭的类型作为调查对象，而在儿子外出务工的家庭中，又选取了儿子收入高低不同的家庭作为样本，主要是想反映不同的赡养能力是否对老人赡养状况存在差距。由于此次调查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因此就没有进行大样本的调查，只是抽取几个代表性样本进行调查，但这并不影响调查报告的参考价值。

ii.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被调查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

路边村位于湘西，距离省城长沙380公里，距离洞口县城26公里，离广东800多公里，近年来，湖南省加强了道路交通建设，320国道和即将开通的邵怀高速公路从洞口县经过，但路边村因为离县城位置较为偏远，并没有真正享受到交通便利所带来的好处，但对于该村外出务工人员来说还是大大方便了他们的出行，节省了时间和经济成本。路边村坐落在雪峰山[④]脚下，翻越雪峰山即可到达怀化市溆浦县，因为四面环山，森林绿化较好，该地区自然气候宜人，盛产柑橘，柑桔是该地区主要的经济作物，但近年来由于该地区不注重柑桔品种的改良，传统柑桔受到了改良后的新品种的严重挑战，并因为价格低廉、口感欠佳，加上交通运输不便，使该地区的柑桔缺乏竞争力而渐渐退出市场。桔农的种植积极性大大受挫，原来用来种植柑桔的土地都换种其它的农作物。据统计，xx年该村柑桔种植面积228亩，到xx年已减少为62亩，种植面积缩减了72.8%[⑤]。如今，该村种植的柑桔主要是供自己食用，流通到市场的数量极少，因此，在此次调查期间，很多家庭都没有关于柑桔产量的相关数据。

路边村总人口2560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620人，占总人口比重的24.2%，是全国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的两倍还多。全村人均收入1948元，其中农业产值大约占21～26%，其他收入有80%来自务工收入[⑥]该村外出务工人员大约900人，主要的务工地域为广东、福建沿海省份的大中城市，在本地或本省的务工人数极少。通过调查发现，很多务工人员都是通过亲属介绍进入工厂工作，许多子女为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家庭由于父母年纪尚轻(均在三五岁至五十岁之间)，劳动能力较强，加上子女正是劳动壮年时期，在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后直接跟随父母或他人南下打工，从而出现了所谓的“务工家庭”，因此，也就出现了在笔者所调查的村子人烟稀少，童叟相依的情景。

路边村耕地总面积1927亩，水稻是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该村旱地面积较少，人均不到0.4亩，旱地主要是田埂和一些小山坡，用于种植蔬菜、花生、土豆等农作物。由于湖南省位于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的丘陵地带，而路边村又坐落在雪峰山脚下，一年四季雨水丰沛，耕地成狭长块状分布，且面积狭小，不适于机器耕作，但现在基本普遍能够采用柴油机动力收割，这为减轻农民负担作出了贡献。此外，油菜、玉米、高粱、小麦等旱地作物也有所种植，但种植面积不大，仅仅有很少一部分家庭在收割完晚稻后种植一点点旱地作物，以喂养家禽或用于榨油。而近年来，由于粮食价格偏低，但用于粮食种植所需的农药、肥料、种子等农资物价局高不下，粮食种植无利可图，再加上劳动力大部分外流，粮食耕作辛苦劳累，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大大受挫[⑦]，而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支柱，农民对农作物收入不再形成依赖，大部分农民都不再种植两季，而是改种一季稻只满足全家一年的口粮，因此出现了夏耕时节良田荒闲的现象。在笔者所调查的家庭里，有85%的农民只耕种一季稻，或种植小部分双季稻。笔者认为，良田的闲置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经济收入的减少，更是成为国家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此外，当地乡镇企业数量为数不多，因此并不能像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一样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营业务的乡镇企业更是屈指可数，因此，“农村产业化经营”、“改变农民收入的增长方式”对该村来说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可以肯定地说，路边村的情况只是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的一个缩影，要贯彻执行中央的“三农”政策，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对被调查地区贫困老龄化现状和成因分析

如前文所述，贫困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不同，主要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的趋势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由于该国经济实力有限，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老龄化人群的社会福利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医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显著提高。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农村的贫困老龄化问题比城镇人口的贫困老龄化要严重得多。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只是初步在城镇得到落实，而要建立农村的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对拥有8亿农民的中国来说也只是一个设想。

(一)被调查地区贫困老龄化问题的特点

1、贫困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根据笔者的调查，路边村xx年总人口达到2560人,其中60岁以上人口620人，占总人口比重的24.3%,总人口比xx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2397人增长了6.8%，年均增长1.1%，高于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0.63%[⑧]，60岁以上人口数与xx年的556人相比增长了11.5%，高于全国0.76%的增长水平。由此可见，农村贫困老龄化的速度要高于城市，这样一高一低，才使全国60岁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维持在0.63%左右。到xx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处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将进入60岁的人群范围，届时，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1.2亿。而农村是中国人口在生育高峰期的主力军，由于受到“人多力量大”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在以手工劳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村，能够养育更多的子女以增加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从而谋求更多的“工分”成为人们在人口生育方面的主要追求，“二老加三四个子女”的家庭模式成为普遍的家庭人口结构。在笔者所调查的十几户家庭里，受访老人的兄弟姐妹平均在三个左右，且这些兄弟姐妹要么已经年迈60或者即将迈进入60高龄，有的甚至有五兄妹之多。足以可见，农村在推动中国人口老龄化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但是，中国农村农民的生活现状并没有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到明显的改善，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龄人，他们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获得的好处也仅仅局限于基本的温饱问题的解决。由于中国的农业经济并没有得到像工业经济一样深刻的改革，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经济的发展速度，无论从技术革新、制度改革还是收入增长方面来说，农村经济都不及工业经济的成效显著。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对农村的经济制度改革，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农民收入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难上加难。如此，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就不会像发达国家的老年人一样衣食无忧，贫困老龄化成为现实。此外，虽然医疗条件和医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只对城镇居民的老年人才是福音，因为他们可以靠退休工资、或医疗保险、或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儿女的经济支持来享受先进的医学治疗，而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因而也只能“望医兴叹”。这对控制农村人口的死亡率的作用不及对城镇人口死亡率的显著。在笔者所调查的村子，80岁以上老人为61人，约占60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8%[⑨]，低于全国12%的水平，这可以说明医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进步并没有为提高该地区人口寿命起到预期的作用。

2、农村的贫困老龄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总的来说，中国的贫困老龄化是在中国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着不同的成因。在发达国家，一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生产社会化、商品化和人口再生产现代化的出现而产生的。经济的飞速发展,增强了社会福利保障能力,因而生育率持续下降,而现代科技的进步,医疗条件大为改善,死亡率锐减,人口寿命延长,导致人口年龄结构逐步老化。人口的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而在中国，人口生育率的降低是长期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在1999年中国政府宣布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在70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也只有中国、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四个国家的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而当时日本的人均gdp为35567美元，美国为34047美元[⑩]，这种收入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悬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年，中国的城市化、商业化和工业化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各个不同城市的面貌可以说都焕然一新，这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飞涨就可以得到证实，但根据笔者之前在农村生活的所见所闻与此次调查的对比，笔者发现，农村生活面貌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村舍依旧维持着七年以前的样子，只是多了些许新楼房，而这种房屋的翻新并不占大多数。此外，由于当地经济条件有限，该村道路多年失修而泥泞不堪、坑坑洼洼，这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相差甚远。而在笔者调查的所有农户中，仅有三户家庭能够达到人均1000美元的水平，但仍然达不到xx年的全国人均xx美元的水平，而且在这些收入相对较好的家庭，其收入主要是家庭中的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获得，并不是依靠农业生产所得。尽管大部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都在广东务工，但各个家庭的务工收入却有着很大的差距。如在笔者所调查的农户里，务工年收入最高的可达30万，最低的不到2万元，[11]该村外出务工人员约有900人，占人口总数的31.2%，年龄大多在18岁至50岁之间，其中18至40岁之间的人口约占80%，因此留在家中的就只剩一些小孩和老人，由于缺乏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加上近几年农资产品价格高涨而粮食价格又偏低，农民失去了种粮的积极性，也就出现了当地由“双季稻”改种“一季稻”的状况。这不能不算是当地劳动力流失的人口结构造成的，而与此同时也是适应了人口流动发展的结果。

3、贫困老龄化引起的农村养老问题亟待解决

由于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都呈上升的趋势，而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迟迟不能建立，加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日趋严重。

(1)家庭养老模式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挑战

中国的养老模式主要是以传统孝文化为基础的家庭养老模式，子女一般是老人赡养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家庭成为农村养老的基本单位和核心，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的收入水平和道德观念决定着老人的养老状况。而自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国家加强了对农村人口的生育控制，传统的认为子女越多养老就越容易得到保障、“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养老观念受到严峻挑战，“四.二.一”[12]的家庭结构逐渐成为中国家庭的主要结构，而在农村，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一对夫妇可能会抚养一个或两个小孩。随着家庭规模的小型化、结构的简单化、核心化，不仅降低了农村家庭的养老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家庭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此外，社会化过程中带来的年轻人价值观和家庭观的变化，使年轻人和父母之间的代差越来越大，年轻人和老年人在生活方式和观念方面的差异，在强化老年父母独立生活的同时，也进一步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老年人的养老根基受到动摇，因此生活状况也将变得更加恶化。在笔者所调查的路边村，老人的养老情况令人堪忧。有一位近80岁的老人，领养了一个儿子，老伴因病早逝，由于伤心过度哭瞎了一只眼睛，但儿子一方面由于经济不够宽裕，另一方面也缺乏孝心，对老人的病置之不理，老人与之理论却遭到毒打致使其脑部严重受伤而时常失忆。如今，老人生活虽能自理，但已丧失劳动能力，领养的儿子一年到头分文不给老人，只负责老人的伙食，但却必须以老人为其打理家务为交换，老人苦不堪言。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据笔者调查，老人与儿媳之间的生活不和谐是普遍现象，这使得当地老人的养老保障受到挑战。有一对老年夫妇，虽然儿子在外的务工收入在当地是凤毛麟角的高收入，但对老人的赡养却只是基于基本的赡养义务给与老人一定的金钱，对老人的精神慰问却少之又少，婆媳之间的矛盾可谓日积月累，不可开交。很多老人因为养老得不到保障，70岁高龄了还要上田间劳作以维持生活。足以可见，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对农村养老没能形成真正的保障作用，需要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的养老现状。

(2)贫困老龄化使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了难度

目前，我国城镇现养老保险体制主要包括三大块：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按本人工资一定比例缴费,1997年不低于4%,以后每两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最终达到8%,按本人缴费工资的11%为每个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②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其养老保险费全部由国家或单位负担,个人不缴费,资金实行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给付以本人工资为基数,按工龄长短计发;③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主要是基于自愿原则实施的一种雇主责任计划,单位和个人供款实行完全基金积累模式,并采用个人账户管理。应当说,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是比较完善的,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但在农村，基本上尚未出现养老保险体制的雏形，在调查中发现，有70%的人愿意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对养老保险的观念有了改变，但由于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在笔者所调查的几户家庭里，购买养老保险的几乎为零。而根据1999年国务院发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第三条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范围为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同时还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规定将城镇个体工商户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如此看来，占我国老年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中的老人根本不在基本养老保险范围之内,因此也就不可能享受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农村的养老保险体制存在了政策缺失。此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农村也未能得到落实。我国目前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是把城镇居民纳入了“低保”范围，根据各个地方的消费水平、收入水平不同，各地的“低保”金额也不同。在笔者所调查的地方，最低生活保障金为80元，虽然金额较少，但当地生活水平较低，勉强能满足最低生活水平，而当地广大农村的老人基本上享受不到这种政策的优惠，倒是国家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补助政策获得了农民的好评。[13]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没能在农村落实，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的财力有限，而农村人口却占据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之多，这财力缺乏与人口众多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的自产能力较强，基本上能自己解决温饱问题，而且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赡养老人方面还能起到一定作用，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没能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二)对解决农村贫困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些建议

1、正确认识农村贫困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老龄化问题虽然因为国家的人口政策导致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老年人是社会的财富和资源,而非单纯的消费者。虽然农村老人的受教育水平较低，但他们仍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子女外出务工的情况下，老人就成了家庭生活和农田劳作的主角，他们年迈高龄却还要为子女抚养儿女，这使我国现阶段呈现的总人口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急剧下降的情形得到了缓解。因此，要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以孝为先的传统伦理道德，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充分认同老人为社会所作的贡献，使其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慰籍。

2、尽快建立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保障为辅的全方位养老机制

如前所述，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的主体地位在短期内还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削弱，因此，仍然要强调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并在当前形势下把其作为养老模式的重点来抓。由于家庭养老效果的好坏与子女的收入及其对老人的态度直接相关，农民增收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农民增收既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利器也是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国家要放宽政策鼓励农民工进城就业，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要大力宣传和发扬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不断提高子女赡养老人的意识，只有双管齐下才能使农村老人的养老得到真正的保障。另外，不断完善和发展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主包括农村养老金制度、老年福利制度、老年服务体系以及维护老年人利益的法规在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最主要的是加强农村养老保险体制的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明确其法律地位，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各个环节做到有法可依，以取信于民。基于养老保险制度难以在农村建立的现实，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条件采取不同的养老金征收制度。在经济发展较快、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的江浙、东南沿海省份的农村可以采取个人自养制，即农民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购买养老保险，基本上与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一样，只是在养老保险缴费额上可以定得低一点;此外，还可以实行集体辅助养老金制度，这是一种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模式是农民自己缴纳一部分养老保险金，集体补助一部分，国家分担一部分，但要采取“以个人保障为主、集体辅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的方式予以发展，这种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在我国的些地方进行试点，如广东中山市的农村已有105个行政村逐月或逐季或逐年向老年人发放“养老辅助金”，月均33.69元，受惠老人占老年农民的28%。[14]

3、切实采取措施,逐步解决农村老年人口医疗保障问题

医疗费用在农村老人的生活开支中占据很大的比例，农村老人都有一种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因此在日常生活上的花费不大，但一旦生病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农村老人的医疗费用不像城市里的老人有医保或单位报销，农村老人的医疗费用只有靠自己支付或者子女承担一部分，加上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十分有限，因此，农村老人的医疗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在笔者调查的几户家庭里，75岁以上老人的医疗开支平均在400——600元/年之间，但全年的生活开支约为3000元左右，医疗开支约占开支总额的17%。因为这些高龄老人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而其子女也都即将跨入花甲之年，收入微薄，对老人的供养能力也十分有限，因此农村高龄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成为解决农村医疗保障的重点。此外，还要加强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尽量减少农村老人的发病率;对农村孤寡老人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等“五保”供养制度,提高供养水平;建立特困医疗救济基金，建立社会互助制度,动用社会力量提高农村老人的供养水平，使农村老人得到全社会的关注等等。以上各项提高农村老人供养水平的措施都是以国家经济稳定、健康、快速发展为背景，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才能得到落实，因此，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政府具有一定的财力，中国的贫困老龄化问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iii.小结

农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农村的问题就解决了，农村经济就得到发展了，农村面貌发生的变化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果，但农民收入增长并不是基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依靠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收入等其他非农收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以及城镇周边的农村，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再工业经济的带动下有了很大的飞跃，但这些地区只集中了中国农村的一部分人口，大部分农村还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农业产业化的步伐甚慢。中央已经注意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如今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并根据战略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增收的政策。农民增收是中央工作的重点，也是解决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的关键，这是一个长期而浩大的工程，它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的一件大事。农民增收和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是相辅相成的，农民增收有利于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的解决，而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农民增收。虽然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尚未引起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会间接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在家庭、社会、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的贫困老龄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中国农村的老人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乐”。

题记：通过此次暑期调查，使我对当前农村经济形势有了大概的把握，对农民的生活现状和农村面貌有了全新的认识。“三农”问题始终是历届中央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历届政府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毫不讳言的说，谁能把中国八亿农民的问题解决了，那就为造福中华民族、造福全人类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他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就会被载入史册而名垂千古，足以可见“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挑战性。以xx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集团已经向解决“三农”问题发出了号角，但通过此次调查，中央政府关于“三农”问题的决策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农民还是怨三道四，对当前社会提出了很多不满，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央政府的“三农”政策是从农民利益出发，立足农村实际而制定的，因此应该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针对性。但由于农村人口占据中国人口的大部分，而从中央决策到基层实施需要层层政府机构的作为，且政府要员对自身利益考虑得较多，对农民的利益考虑的少，中央政策的执行遇到了障碍。农民认为，当前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是民众的福祉为出发点的，应该值得高兴，但由于当前政府机关贪污和腐败现象严重，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的好处很少，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如从xx年开始，国家规定中央政府给农民的种粮补贴为24元/亩，但在笔者调查期间，种粮补贴还没有得到落实，而去年的这个时候农民已经拿到了补贴，农民开始怀疑是村官或上级部门扣留了中央财政的拨款补助，因此对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失去了信心。

2、粮食价格是种粮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但当前的粮食价格却一直持续低迷，据笔者调查，当前的稻谷价格在70元/百斤，相比于xx年粮食价格的85元/百斤降低了21.4%，但是，最主要的是，用于粮食种植的农资产品价格却一直走高，种植粮食的利润甚微。此外，农付产品的价格也很低，但农付产品的成本却相对较高，以养猪为例，农民卖整猪的价格为2.8元/斤，按一头猪200斤计算，卖一条猪的毛收入为560元，但一头乳猪的成本大概是65元，而一条猪从乳猪到出栏需要吃150块钱的饲料和80块钱的粮食，算下来养一头猪的净利润仅为265元，如果不是专业养猪户，不具备规模经济效应，还需要付出很多的劳力和心血，这样下来，养猪也显得无利可图，并不能作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方式。

3、农民对当前人口政策的执行情况感到不满。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在控制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流动人口增多，政府对流动人口管理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很多“黑户”人口也随之增多。在笔者调查的村子，在外务工大约900人，约占总人口的35%,很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经常是单身外出，但回来时却带上了妻儿，在其再次外出时就是全家出动了，这些在外出生的婴儿由于其父母年龄未到或是超生未能及时落户，这给政府的人口统计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黑户”人口及低龄父母的现象在农村已不足为奇，而这对我国人口普查的真实性提出了挑战，不难看出，中国人口普查是含有一定的水分。

中国对美调查报告篇2

和谐是20xx年中国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汇，这就是我们国家所追求的政治，经济主要是人文追求的和谐。这种和谐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才能够提及的用来缓和各种矛盾的一种口号，这在今年的春晚中就有体现，因为20xx年的春晚就将主题定格为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我来自农村，是农民的儿子，因此我也是农民自然而然得非常关注农计民生。这次回家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收集一些有用的信息，于是我开始向我爸爸发出请求希望可以多走动走动，一来我们这一家子属于社会大家庭的一滴水，一颗沙子但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辉，反映太阳的温度，也就是有小见大，有小家见大家。由此可以完成我的调查报告，一来在走动过程中可以郑家自己的社会阅历证章一些与人交往的能力，又能够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学会一些常用的社交礼仪规则，也能为以后的进入社会作好铺垫。于是我就抱着这样的想法开始了自己的访友之旅。在这期间我得出了一些自认为有用的东西同时自己总结了一下。拿来和大家分享。

事件一：大和谐

首先就是和谐，这在中国农村突出的表现为家庭和睦，生活富足。我所在的镇是我国的百强乡镇之一。我们那里经济搞得还算不错，交通也算便利，既是鲁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还有两条国道通过，老百姓的思维也算灵活目光看得也很远，再加上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给当地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我们当地的经济就是靠这一动力拉动的。以我们家为例，我爸妈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由于历程较近，务工方便。一年也能挣不少钱，我姐在我们那边最大的一家企业，也是我们济宁市唯一的一家上市企业。在我看来我们这个小家过得还算不错至少在我们农村，还是不错的。其实反过来讲，我们所追求的小康不就是家人健健康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都有个盼头，相信这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

问题一：孝敬父母

每当提及这个问题，我原本应当相当的自豪，毕竟作为礼仪之邦的后人，孝字为先。可是就是这件事处理得不好，我大爷家有三个儿子，现在每一个小家都过得不错，房子正好一家一处，结果我大爷就没地去了，只好在我二哥家的房子上又接了两间房，给我大爷大娘住。我大爷又生了并全部生活都得有我大爷一个人照顾，不是讲我哥们不孝顺，我只是觉得做得不够多，我把告诉我这是人家的家事，不能够说得太多，不然以后会处理不好关系的，我也只能自己叹气，这也是农村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面临老龄社会的到来时，农村的一些问题显得相当的重要这就需要一些政府官员做好准备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我们那个地方的敬老院较少，等等还有很多问题。

社会实践报告的目的就是让大学生了解一个真实的社会，不要整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要做半个社会人，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同时对我们自己也算是一个考验。

问题二，农村新生力量的就业问题，

这次回家碰到了许多以前的旧交，尤其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俗话说，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这次相见体现得就十分突出，我们在一起回忆小时候的故事，然后讲了一下彼此的现状，和结业后的经历，吃饭喝酒，忙得不亦乐乎，然后又用电话联系了几位在远方的同学，通了电话，互相问候。事后，我发现现在的农村的青年的命运，无非两种，第一种就是像我一样，继续上大学，这种被称为光耀门楣的事业，在农村办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像卧薪尝胆一样看着那些外出打工的同学，再看看自己的父母，人家自己挣了钱，然后翻新了房子家电，家具现在我的那些外出打工的同学的工资都已经达到了四位数，而自己却还要花父母的钱，想象着他们的弯曲的背影，自己真地有一些痛心和不忍，自己一个人在教室里享清福（相比较而言），但转眼一想将来的工资铁定地不了也就不再追究了。另一种生活就是在高中毕业之后更谁自己的家长找工作，他们的心了也会有一些自备毕竟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没能够完成家长所赋予的希望，但是另一方面一想到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一定的报酬减轻父母的负担也是一件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这种人的社会经验相当的丰富，早已熟知了社会，也已经融入了其中，找到工作自后就会按部就班的进行一些理所当然的事，结婚生子，然后过自己的平平常常的生活。就这样比较而言第一种人的生活就会出现很多的变数，怎样去完成自己的大学，大学毕业之后要去找什么样的工作，该怎样去找工作，结果会怎样，这样地变数会很多的。因此现在可以总结的讲，无论从事哪一种工作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都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楼大厦添砖加瓦，尽自己的一份力都是正大光明的继续自己的生活履行自己的使命，完成自己的任务承担自己的责任，都是一种生活形态，绝无高低贵贱之分，文化水平的高低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现在的社会变化如此之大，文盲当富豪的不在少数，大学生沿街叫卖东西的也不是不纯在，都是一种人生形态吧。

问题三，家庭收入，

20xx年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时间长达20xx年之久的农业税在20xx年这一年被彻底的取消了，这一决定许多人生活的大事，即将永载史册，可以将是开天辟地，这几年国家的一号文件不都是关于中国农村的吗，要讲的是农村的收入。

毫无疑问地一项就是纯农业收入，也就是粮食收入，显然这在许多地方都不是最多的，例如华西村，作为‘天下第一村’，他的收入早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许多的城市，那儿的现状可以用共产主义来形容了。现在尽管村民从土地上得到的收入不是很多了，但是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这一说法过多少年都不会改变，我们国家将来少什么也不能少土地。现在的农村的土地问题已经相当的恶劣了，有许多土地被楼房占据，尽管那些官员说是为了城市化进程，但不可改变的是我国人均可利用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少了，还有一些更为气人的是有些房子盖起来了，但是却由于某些问题，却闲置着这样的土地只能白白的闲着，连开荒都不合适。这可真是农民之痛。农民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就是外出务工。我爸年轻的时候用板车运送建材，就是那份工作，我家建起了第一座院子，我也从小学走进了高中，现在我爸在建筑工地当老师，每天40元就这样我才能完成我的大学。在我的一个表叔家，他有两个儿子，老大现在自己承包了一个装修队，现在农村建楼房的人家比较多，建好了就要装修，还有许多人家住进了楼房也有许多的生意，况且这一行的水分很多，所以他家都发了。人家有技术，又有人。所以挣钱特别多。还有我大姨家的一个表哥人家在当地的纸厂找了份工作，干了将近十年现在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子。在我爸看来要么你就踏踏实实的学习，将来谋上一份好工作别再回家。在哪儿上学就在哪儿买房子，要么你就直接找一份好工作也能大红大紫，现在的农村在我看来早已今非昔比，有的硬件设施比城市的还要好。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很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因为我是农村人，我们那边有很多人都是大款，都已经成了当地的名人。大江东去浪淘尽，病树前头万木荣。幸好一切的一切都是向前发展的。所以我充满信心。

总结

现在总结一下，通过现在我的观察，农村很多的地方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仍旧有一些地方，不令人满意，主要就是现在的基层干部做得不够好，也许是天高皇帝远，自己的工作又不是很多，也没什么人会看重自己的官。一句话就是自己的责任心不强。看来要想将农村建设成环境优美，设施完备，人人安居乐业得大同社会，这个理想的是要靠我们的了。这份报告写得有些仓促，但还是将自己想要讲的话讲了出来。自己觉得还是可以的。

中国对美调查报告篇3

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变化，反映在中国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文通过乡村生活资料的改善、娱乐方式的变化、家庭生活方式的裂变以及春节习俗和职业方式的变化，从多个角度刻画了乡村居民生活方式变迁的状态。关键词：改革开放;乡村;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围绕自己的生命存在，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展开的各种实践活动的典型样式和总特征，是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综合性指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变化，反映在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总的来说，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显著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基本取消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运用计划手段组织经济生产和社会消费，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呈现出集体主义取向，具有高度同质性和一致性的特征。同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又停留在贫困和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很难谈及生活质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面来。1979年，创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1983年，乡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1984年又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且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发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而这也使得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1.生活资料逐渐丰富民以食为天，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在饮食方面经历了从食品短缺、凭证供应到市场繁荣、供应充足;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出营养，吃出健康，吃出特色，吃出品位;从自产自食，到市场化，再到多元化食品来源。健康营养、合理科学膳食成为当今民众生活饮食的主基调。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一系列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的局面，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增长。40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从1978年的3亿吨提高至2013年的6亿吨。现在全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6亿吨以上。人均占有粮食从1977年的297.7公斤上升到2017年的444公斤，增加了49%。虽然我出生在90年代以后，我没有经历过饥荒的时期，但是在小的时候食物依然不丰富，经常吃的还是芋头羹拌饭，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香喷喷的红烧肉。在我的记忆里面，最高兴的是有酒席可以参加，因为酒席上可以满足我对于荤食的渴望。我小的时候爱吃肥肉，那时还爱吃猪油拌饭，但现在也很少会去吃它们了。现在在家里，鸡鸭鱼肉摆上桌面俨然已经常态化，只是来到大学读书了伙食才倒退回去了，应该说伪进步。现在更多的是担心食品质量与安全的问题，比如这个鸡蛋是不是人造蛋?有没有放过量的食物添加剂，食品生产环境是否卫生?使用的肉是否新鲜?高密度养殖的速生鸡是否有营养价值，或对人身体有害?国内学者对食品安全的问题也进行了诸多的探讨[3-4]。民众的居住情况经历了人工土房、砖瓦平房、钢筋水泥楼房、多层小洋房。房屋的功能从最基本的遮风避雨栖身之所到安居乐业的支撑点再到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点，甚至不少乡村家居房成为游客观赏景点和农民获取收益的来源。从我的家乡来看，以前的房屋大部分是夯土及木质结构，连基本的粉刷也没有，从外观来看显得有些粗糙;内部而言透光性较差，房间内较阴暗潮湿。现在绝大部分家庭都盖上了钢筋水泥楼房，有干净的白墙和明亮的玻璃，以及漂亮的内部陈列和装饰，也有干净的卫生间。虽然不及老房子冬暖夏凉，但总体上还是舒适了很多。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居民家庭设备更新速度明显加快，购买各种高档家庭耐用消费品已成为乡村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部分乡村居民逐步向现代化生活迈进。20 世纪80年代末，老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在乡村迅速得到普及并渐趋饱和;90年代后，以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为代表的三大件逐渐成为乡村居民的消费主流。近年来，随着乡村消费环境的改善和乡村居民购买能力的增强，尤其是乡村电网的改造以及家电下乡政策的推行，空调、热水器、汽车等已不再是奢侈品，正成为乡村居民生活要素的重要内容。2.娱乐方式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惠农举措，大大提高了乡村居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乡村居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同时，扶贫开发力度的加大，新乡村建设的推进，使乡村居民收入大幅提升。乡村居民生活开始由温饱型向小康型递进。乡村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改变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享受需要。这一时期，乡村居民的休闲消费支出主要是购买文娱用品如电视机、收录机、音响等产品,其他的支出性休闲消费很少。乡村居民中自费订阅书报杂志的也不多，用于文化娱乐费很少，多数的闲暇活动都是非支出性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居民休闲活动日趋丰富多彩，休闲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提高。在休闲生活方面，现代家用电器和休闲文化用品在乡村居民家庭中的发展速度很快，这提升了乡村居民的生活品质。洗衣机的使用减轻了妇女的一部分家务劳动，电视机作为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工具已广泛进入农户，家庭影院、音响设备等家庭娱乐设施增加了乡村居民在家中消费、娱乐的机会。电脑等体现现代化生活的传媒工具也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这些现代化的传媒工具为人们提供了休息、娱乐、学习的方便，也极大地丰富了乡村居民的闲暇生活。体育锻炼已经成为广大乡村居民闲暇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同时，看书、听音乐、玩乐器也成了新一代乡村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卡拉ok现在也成了村里年轻人的娱乐方式之一。宠物的饲养也随着城里人的到来而流行起来。农民的休闲生活观由前些年单纯的为了体力恢复转变为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的积极消遣。外出旅游在乡村也渐渐火热起来，2008年乡村居民旅游人次10. 09亿人次,。旅游总花费2777. 6亿元，人均花费275. 3元。乡村居民出游率高、人数多，但消费水平不高。无论是总花费还是人均花费,，村居民旅游消费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旅游花费。乡村居民包机旅游活动已屡见不鲜，乡村居民自发组织其他形式旅游，建立农业观光旅游景点和农家乐等旅游接待场所也逐渐增多[5]。但是如今乡村孩子的娱乐方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往儿童的娱乐方式亲近自然，在春天去采摘覆盆子，养一群蚕宝宝;夏天去河里游泳和捕蝉、去野地里偷摘西瓜、掰玉米;秋天爬到树上去摘枣子、摘柿子、去果园采橘子、到田里去打泥巴战;冬天打雪仗、围着火炉听大人们唠家常。还有用油茶树干制作陀螺，用棕榈树叶来抽打陀螺让它旋转，做弹弓打鸟等。除了与自然相关，还有许多与手工制作相关和凭借想象力创造的游戏。比如折纸，用纸折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像飞机、青蛙、纸鹤等，用瓦片磨成五个小石子在手掌手背上翻飞。而现在由于科技进步，电视、手机及电脑越来越普遍，在电子游戏及电视剧电影的包围下，孩子与自然的联系越来越弱，动手能力也大不如前。现在很少有小孩子会去田地里打滚，会去捕鸣蝉，会去蹦蹦跳跳地玩皮筋游戏。在我看来，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世界很美好的一部分。3.家庭生活方式的巨大裂变3.1.以核心家庭为主呈现家庭小型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每对夫妇生的孩子数量越来越少，据相关调查数据表明，中国目前户均3.33人，33人,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现代化大城市在2007年户均人口不到3人,如北京2007年户均人口只有2.73人。并且当前女性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即便已经开放了二胎，但201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20~49 岁有1 孩的育龄妇女中有再生育意愿的妇女占比还不到31%。其中,城镇有再生育意愿的妇女比例只有25%;乡村有再生育意愿的妇女比例略高一些,但也只有40%[6]。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城市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大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巨大用工需求，使得原本缺乏流动性的传统大家庭开始了人力资源的流动，冲击了原有的大家庭模式。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越来越多，而联合家庭和主干家庭都在逐渐变少，核心家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改革开放来乡村中还出现了许多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包括我自己，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在90年代开始的打工浪潮下，村子里的年轻人都跑到外地，比如温州，东莞，上海等大城市打工。家里的小孩子基本上都交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照顾。3.2婚姻方式的变化传统上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通过拜托媒人，以相亲的方式促成婚姻，相亲的对象也仅限于在村子里或邻村找，最多是在所在市范围内找对象。而现在人们由于求学、工作，活动范围和社交范围不断扩大，自由婚恋的情况越来越多，并且突破了地域范围得限制[7]。就性行为而言，主导的观念仍是传统的性行为与婚姻的一致,但是在婚前发生性行为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重视婚后对配偶感情与性生活的忠贞;对婚外越轨的不接受性。但在婚姻家庭内部价值观念上，人们更重视双方感情的满足，平等意识增强了。但不能不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婚姻关系中主导意识、个性解放得到增强的同时,人们对婚前、婚后的越轨行为有了较多的宽容。婚姻变得不稳定了,离婚现象日益增多。4.春节习俗的变化中国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回家团聚是每年的主题。但近年来，也有很多人选择留守城市，去外地旅游过年，春节习俗正在传承中发生变化。春节习俗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当下，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正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转变，传统春节习俗产生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正在发生着急剧变化[8-9]。在以前，还没有电视，电脑，手机等娱乐设备的时代，人们的娱乐方式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拉家常。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人们的文化和物质生活也都渐渐地丰富了起来。90年代以后，乡村地区电视开始普及，许多人的童年中关于春节难以忘怀的记忆，都和春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过年期间谈论春晚上的精彩节目，传唱经典的歌曲是大家最热衷的事情。除此之外，放鞭炮和烟花也是美好回忆中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鞭炮，仍在水里的鱼雷，摔在地上就能响的摔炮，能飞上天的窜天猴，以及乡村的那种点燃速度十分快的，惊险刺激的土鞭炮都让我们乐此不疲。踏入21世纪，随着信息时代的崛起，网络过年也成为了一种常态。网上购年货，看新年贺岁片，微信送祝福，发红包慢慢出现在生活中。以前除夕全家一起看春晚，现在的除夕大家都忙着呢，忙着建群抢红包。除夕夜，大家不再期待某个明星的出现，不再谈论某个小品的笑点，而是述说着抢了多少红包，集了多少福。过去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主要是聊一些家常事，或者聚在一起玩玩扑克和麻将。而现在除了这些活动外，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技术的发展，春节期间出游在乡村也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出游的地点一般是市内或者邻市的一些景点。而其他活动，如ktv唱歌也越来越受年轻人和大人们的喜爱。5.职业选择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空前活跃使人们的职业选择空间也极大宽广。总体上来说，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与改革前相比，现代乡村毕业的大学生明显地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所有制上，许多人已经不再认为国营企业能够提供稳定且高报酬的工作虽然目前乡村毕业的大学生选择的职业仍然主要集中在教师、公务员等职业，但职业选择多样化的趋势也逐渐明显[10]。学习和培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争取成功职业生涯的必备条件。面临日益规范且竞争激烈的人力资源市场,人们不但要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 以保住自己的职位或者获得提升,而且还需要为换工作而准备。许多乡村的年轻人越来越愿意花钱为自己投资，参加各种各样的职业技能培训，例如学习电商运营、进行化妆课程培训等。对于乡村年轻人而言，他们的职业选择观念也发生着变化，与父辈不同，他们不再种地，不再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农业劳动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这也与当代年轻人的职业观念密切相关。他们向往大城市的生活。而90后的到大城市打过工的年轻人，接触的信息较为广泛，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头脑较灵活。他们与其父母不同，他们的父辈后乡村在主要从事于家庭装修、建筑行业等工作，而这些90后不再单一地认为到外面打工是他们挣钱的唯一出路。一些年轻人在经过几年的初始资本积累后更愿意自己学习一门技能并创业，愿意自己通过打拼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参考文献[1]郭玲玲.改革开放40年农村居民生活方式变迁[j].农村.农业.农民(b版),2018(09):43-46. [2]徐晓新.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成因、对策[j]. 农业经济问题，2002(10):45-48.[2]尹木子.美好生活的向往——改革开放40年浙江城镇居民消费变迁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3(05):67-74.[3]周德翼,杨海娟.食物质量安全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与政府监管机制[j].中国农村经济,2002(06):29-35+52.[4]徐晓新.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成因、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2(10):45-48.[5]余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评价及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20(11):76-85.[6]徐康顺,范君晖.农村人口与乡-城迁移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20(10):64-66.[7]周占杰,方奕.中国农村婚姻形态的流变[j].青年学报,2016(01):60-66.[8]颜宏赫. 从过年方式转变看转型期社会生活需要的基本特征[d].东北师范大学,2017.[9]陈洁君.社会学视角下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变迁——以闽南春节习俗为例[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33(02):38-41.[1]赵钟恒.改革发展四十年:就业的五大转变和四点感怀[j].中国就业,2018(12):38-40.

中国对美调查报告篇4

日前，教育公益组织发布《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这是我国首份全面剖析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的研究报告。农村地区实行集中办学后，解决学生上学远的主要办法是发展寄宿学校。然而，农村寄宿学校的快速发展却暴露了一些突出的问题。

?报告》指出，xx年撤点并校，学校减少了37万所，绝大部分是农村学校;基础教育阶段3276万寄宿制学生，近60%是留守儿童;小学生平均上学距离为5.42公里，初中生平均上学距离为17.46公里;50%的寄宿制学校里存在着两个孩子共睡一张床的现象;47.3%的孩子常有负面情绪困扰，63.8%的孩子有孤独感，寄宿制学生心理健康整体堪忧。

课余活动时间被压缩

?报告》指出，学习时间过长，课余生活与休息时间被压缩，是目前农村寄宿制学校时间分配存在的最大问题。

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在校时间大大增加，原来放学后由学生自主掌握的时间，也交由学校安排。记者从一份普通寄宿制学校的 《作息时间表》了解到，住校生全天学习时间超过10节课，远超过国家规定。在调查的近30所学校里，下午放学后到晚自习前这2至3个小时的空余时间，只有6所学校开展兴趣小组。为什么学校很难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呢?

“农村学校师资配备本来就不足，课后时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让学生自己玩耍。 ”

“学校没有经费，体育器材也严重缺乏，更不要说兴趣小组所需的器材。 ”

“我们允许打乒乓球这样的运动，但不允许踢足球、打篮球，一是出于安全考虑，学生容易受伤;学校场地也有限;学校没有专人发放、回收器材。此外学校洗漱条件不好，洗衣服、洗澡都成问题。 ”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专家董世华指出，由于学校没有处理好上课与课余时间的分配，致使很多寄宿生并不喜欢寄宿生活。

寄宿生心理健康整体堪忧

“二年级的时候爸妈去外地打工，就让我住校了。刚开始在学校特别不快乐，成天想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把我一个人扔在学校不管，我慢慢想通了。再说也没啥办法，过了几个月，就好一些了，我也学会了叠被子、洗衣服。 ”这是一个住校生自己讲述的住校经历。 《报告》显示，47.3%的寄宿制孩子常有负面情绪困扰，63.8%的孩子有孤独感，寄宿制学生心理健康整体堪忧。

调研中，管理者和老师们对是否应特别关注住校生心理状况的态度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没有特别之处，孩子们开始不适应，几周后就会好;第二类则认为住校生存在孤独、内向等问题，却苦于没有办法解决。

“学生们的心理问题很多都是跟家庭有关，学校一半以上学生为留守儿童，有的孩子甚至几年见不到家长。孩子遇到问题给家长打电话，他们有时都不接。但学校并不能完全代替家庭和父母的作用。 ”

宿舍环境“挤、险、臭、难、秃”

宿舍斑驳的墙面除了张贴管理规定、作息时间或学生名单外，光秃的四壁再无装饰，甚至绝大部分宿舍都不挂窗帘。高年级的女生如何在宿舍换衣服成了很大的问题。

?报告》指出，50%的寄宿制学校宿舍里存在着两个孩子共睡一张床的现象。除了拥挤，宿舍“上铺护栏低十分危险，气味臭、上厕所难、室内光秃没有装饰”等问题也较为普遍。 “国家拨款建宿舍并未包含内部设施，食堂设施设备的添置和维修，床铺和教室、寝室的门窗损耗等维修管理都需要钱，储物柜和窗帘不是必须有的。 ”一位湖南的校长告诉记者。

对此，有心理专家表示，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已进入青春期，长期和同学睡在一张床甚至一个被窝中，对他们性心理发育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寄宿生饮食营养搭配不合理

方然是广西某寄宿制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中午打完饭，他胡乱吃了几口土豆拌饭，就去玩了。 “怎么只有一个菜? ”方然不好意思地笑笑，“还发了一个鸡蛋，不爱吃，扔了。 ”

?报告》指出，一周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两到三天吃一次肉，不喜欢吃蛋奶，爱吃“辣条”等零食，是农村寄宿生的普遍情况。由于营养搭配不合理，寄宿制学生平均身高比同龄孩子少6厘米至10厘米;寄宿制学生平均体重比同龄孩子少3公斤至9公斤。

以国家每天提供的3元膳食补助为例，校长们也困惑怎么花最合适，“农村孩子普遍不爱吃蛋奶，最后都浪费了”。

不少校长表示，第一没有意识到营养搭配对孩子的重要性，只要学生吃饱就行;其次学校没有懂营养的老师;最后学校要统一配餐，能提供的种类毕竟有限，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

中国对美调查报告篇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针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出的重要选择。是用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所提出：城市反哺农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且重视程度空前绝后，上升为我们党的战略高度，写入了党章。并且为农村的发展制定了详细的计划。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自从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振兴"成为了今年两会的热词，全国各地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纷纷开展了"新农村规划"，积极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但是进程十分缓慢，收效甚微。就xx村看来，我村近几年来围绕着特的现代化农业和生产经营方式现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了全面小康的目标。在村中的单亲及多子的家庭条件还是较为艰难。我到了村中居委会分别采取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等方式将我村的乡村振兴工作的具体实施情况做了全面调研，对纯在的问题和我的有点看法做了一个整理和汇总，该村的基本情况如下：一、调查的范围和统计类容此次得调查范围争对的是xx村270人，有效的基本其中男性占了72.5%;女性占27.5%。且高于60岁的老年人高达25.5%，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的为15.2%。集中暴露两个问题，文化水平及留守老人。二、村中纯在的问题1、就业岗位有限。与大城市相比，乡村收入水平远低于城镇，就业渠道也比较单一，且发展机会少。这导致大学生们为了养家糊口离开自己家乡，到大城市里打工发展。劳动力从农村流失，让乡村发展更是难上加难。2、教育资源匮乏。农村的教育落后，很多人为了孩子的未来，会选择把孩子带在大城市里。确实如此，乡村的教育，与大城市的教育是没办法比的。在师资力量，学校规模等方面，大城市的优势都是很明显的。很多人选择离开农村去大城市打拼，再苦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能够赢在起跑线上。这样一来，别说中青年了，小学生以后都会选择大城市。因此乡村振兴的发展艰难险阻。3、基础设施差。乡村的文化设施相对落后，像休闲、娱乐这样的都不能够适应人们的需求。现在的人们更是要讲究这样那样的完美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体验。在大城市中，有灯红酒绿，有着非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事物，像这些都是乡村里面所缺少的。而在乡村里面，人们都是过着太阳出来就工作太阳下山就休息的生活，就是这种单调简单没有乐趣的生活，这让当今的年轻人适应不了。他们喜欢在大城市和朋友一起感受夜生活，吃喝玩乐，他们已渐渐地不再习惯乡村的生活。4、老年人和留守儿童成为主力军，人才流失。目前很多农村都成为了空村，大部分的青壮年由于一直在外工作赚钱，就没怎么回来，这样导致了家里面就剩下老人和孩子，劳动能力差，对于建设新农村，也没有太大的概念。近年来的农村空气污染严重等问题，也影响了村民回乡发展。三、乡村振兴的发展路线1、以市场为主导，推动旅游持续发展。持市场的主导地位，以企业为主体的原则，走市场化道路，持续发展乡村。农村那优越的自然风景是城市难以赶上的，是城市所缺少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乡村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乡村特色，吸引广大群众来乡村。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让服务质量更优越。良好的基础设施是发展的基础，也是旅游者选择旅游地的重要参考资料。政府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好乡村旅游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快乡村公路建设，打通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高效交通。3、打造乡村特色品牌，跟上时代步伐。我们可以打造那些城市所没有的东西，比如说可以把村民的房子改成游客在旅游途中的住宿;可以把农庄庄园打造成游客的休闲场所;还可以打造各种含有乡村特色的乡村酒店、乡村的度假旅游区等。整合城与乡的各种要素一起发展，打造更多的美好的有关于乡村特色的生活场景，让特色的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焕发它应有的生命力。4、加强学生道德教育。在中国，许多现在被我们所熟知的各界名人，他们的出身都不是那么富裕高贵。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优秀的先天条件，而那恶劣的环境正好将他们打造得更加坚强，更加的有毅力。而中华人民基数本来就十分的大，其中占大部分的还是乡村里的农民。现在的中国富起来了，但那只是城市的富裕，只是少数部分人的富裕。乡村的富裕情况才真正决定了中国的富裕。人不能忘本，乡村是生我育我的家乡，即便乡村经济落后，但在我们有能力给它做出改变时，我们就应该尽其所能。5、传承发展农耕文化。应当因地制宜，加强本地的文明建设在引进的同时还要注意要将自身的文明发扬广大。以建设美丽乡村为主题，尽可能的保留着地方的风土人情。在脱贫的同时也注意实现精神文明建设，让精神和物质双丰收。这样新的精神也可让地方的物质方面的到改善相辅相成。四、总结这次调查让我深刻理解了乡村振兴策略的重要意义。农村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如今我国经济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城市的现代化有的已经超出了一下较为知名的城市，所以也要开始着手于解决乡村城市二元化的问题，让农村和城市共同进步、相互促进、相互发展。

中国对美调查报告篇6

xx年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实施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调查在河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重庆市、贵州省等6个劳务输出大省(市)的12个县(市、区)进行，共调查四至九年级农村留守儿童4533人(占61.7%)、非留守儿童2731人(占37.2%)、教师687人、校长42人。

本次调查发现，留守儿童总体上形成了比较积极的价值观，对未来充满希望，向往城市生活，家庭关系良好。有92.1%的留守儿童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91.9%对自己生活在中国感到满意;有82.4%的留守儿童对未来充满希望，77.7%希望以后在城市生活;有90.2%的留守儿童与母亲关系很好，89.4%与父亲关系很好，大多数留守儿童仍将母亲视为最重要的支持来源。

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对策建议。现报告如下：

一、 存在的九个突出问题

(一)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凸显

在家庭生活中，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差别最突出的是意外伤害。在过去一年中，有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7.9个百分点，遭遇割伤、烧伤烫伤、被猫狗抓伤咬伤、坠落摔伤和蛇虫咬伤、车祸、溺水、触电、中毒、火灾、自然灾害等各种意外伤害的留守儿童比例都高于非留守儿童，其中前四项分别高5.3、1.6、3.9和3.1个百分点。意外伤害的发生源于留守儿童安全防范意识和知识的缺乏，但更多的是父母及监护人履责不到位。

(二)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较差，学习兴趣不足

1.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

有20.4%的留守儿童自评学习成绩偏下，82.1%的人有过成绩下降的情形，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1.4和2.7个百分点，教师反映的差距更大。

2.留守儿童学习态度较差，学习兴趣较弱

留守儿童学习不良行为较多：没完成作业(49.4%)、上学迟到(39.6%)、逃学(5.5%)的比例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8.6、4和1.3个百分点;不想学习(39.1%)和对学习不感兴趣(43.8%)的比非留守儿童高5.6和3.2个百分点。

九成多留守儿童认为学习重要，他们学习态度和状态上的差异，既与学校教育的大背景有关，也与学生自身的情况有关。一方面，客观上存在普通农村学校培养目标单一与留守儿童教育需求多元化的矛盾，学习知识一旦脱离自身的发展基础和需求，学习兴趣自然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留守儿童因为缺少有效监督，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较差，学习状态也会受到影响。

3.留守儿童缺乏应有的学习辅导

有68.7%的留守儿童曾听不懂老师的讲课内容， 有58.1%的人在学习上遇到问题没人帮助，比非留守儿童都高出5.8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非留守儿童学习的主要帮助和监督者是父母，而留守儿童则是老师。接受访谈的留守小学生认为，父亲外出后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遇到难题没人问了。代替父母照顾孩子的祖辈监护人较多，他们学历偏低，没有能力辅导和监督孩子的学习。

(三)留守儿童社会支持较弱，心理健康问题比较突出

1.留守儿童家庭支持弱化

父母和同学朋友是农村儿童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非留守儿童排前三位的是母亲(52.92%)、父亲(43.02%)和同学朋友(34%)，留守儿童则是是母亲(41.54%)、同学朋友(34.92%)和父亲(30.38%)，留守儿童来自父母的支持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虽然留守儿童获得祖辈的支持(17.02%)高于非留守儿童(10.9%)，但远不及同学朋友。

2.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朋辈性倾向明显，易受不良团伙影响

同学朋友是留守儿童心里话的首位倾诉对象和遇到困难的第一求助人选，同辈成为留守儿童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的主要来源之一，但需警惕不良群体的影响，有30.5%的留守儿童认为在校园里或周边有不良帮派团伙，有 25.7%认为有同学加入不良帮派团伙，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4.3和1.4个百分。

3.教师的情感支持不明显

有47.8%的四年级留守儿童遇到困难时主要求助于老师，显著高于第二位的同学朋友(36.6%)。在青少年时期，父母与教师是儿童的两个“重要他人”，尤其是小学中低年级的留守儿童，当父母远离时，教师就成了情感依恋对象。但老师对留守儿童的支持更多地体现在学习辅导上，情感支持相对欠缺。在你最信任的人是谁、你的心里话主要跟谁说、你和谁最亲近等情况中，老师在留守儿童身边的人群中排位都靠后。

4.两成留守儿童感知不到社会支持

有17.56%的留守儿童表示社会支持主要来源是自己，22.6%觉得在需要时没人能帮助自己，这表明他们感知不到社会支持。

国内外诸多研究证明，社会支持状况是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预测变量，本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留守儿童消极情绪较多，经常感到烦躁(46.0%)、孤独(39.8%)、闷闷不乐(37.7%)、无缘无故发脾气(19.7%)的比例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5.7、5.7、1.5和1.1个百分点。这些消极体验降低了留守儿童对生活的满意度，有23.2%的留守儿童对现在的生活感到不满意，比非留守儿童高6.4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提醒我们在给留守儿童提供各种支持时，应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使其更容易感受到外部支持的存在，而且要帮助留守儿童学会有效地利用这些支持，以更好地发挥其在维护自身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

(四)留守女童负面情绪相对明显

在留守群体中，女童的自我接纳程度显然低于男童，对自己总体上感到满意(76.5%)和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64.4%)的女童比例比男童低5.9和8.6个百分点，而常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女童比例(40.7%)比男童高6.6个百分点。

在留守群体中，有外显性攻击行为和内隐性攻击性情绪的女童比例都高于男童，经常感到烦躁(47.6%)、闷闷不乐(38%)和无缘无故发脾气(21.5%)的女童比例比男童高3.7、1和3.5个百分点;女童自评父母外出后，自己比原来抑郁、焦虑、爱发脾气、胆小的比例也高于男童。此外，有42.7%的留守女童经常觉得孤独，不仅高于留守男童6.2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6.7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留守女童负面情绪多、孤独感强。其原因：一是性别的差异使留守女童更需要父母的爱抚;二是家庭和学校的情感支持不能满足留守女童的心理需求;三是传统的社会角色期待加重了留守女童的心理负担。在留守群体中，36.4%的女童在家经常干活，比男童高9个百分点。有63.2%的留守女童要洗衣,35.2%要照顾弟妹，比留守男童高25.9和14.7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在为家庭转移更多劳动负担的同时，留守女童承受了更多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与父母外出带给她们的心理影响叠加在一起，不仅影响了她们的身心健康，也可能会影响到她们未来的发展。

调查也发现，留守女童人际交往状况较好，来自同学朋友的支持高于留守男童，这部分缓解了她们的心理压力。

(五)留守男童问题行为令人担忧

在闲暇生活中，有13. 8%的留守男童每天看电视超过2个小时，比非留守男童高3.2个百分点;在上网的儿童中，在网上玩游戏(64.9%)、讲脏话(41.8%)、浏览色情暴力内容(8.3%)的留守男童比非留守男童高4、3.5和1.7个百分点。

在学校生活中，留守男童迟到(41.8%)、逃学(7.4%)、受老师惩罚(73.5%)的比例比非留守男童高5.3、1.9和5.4个百分点;不想学习(40.4%)、对学习不感兴趣(44.8%)、很难集中注意力学习(64.4%)、没完成作业(54.8%)、成绩下降(83.2%)的比例比非留守男童高3—10.7个百分点，也都高于留守女童。此外，有47.2%的留守男童没参加过学校的任何课外小组，分别高于非留守男童和留守女童4.7和5个百分点;有51.6%受过同学、高年级学生、社会上的人或帮派团伙欺负，高于非留守男童和留守女童11和7.6个百分点。

留守男童问题行为多，学习及校园生活中的障碍也多。某县综治委的同志说留守男童是当地犯罪青少年的重要群体，称他们为“110的后备大军”。其原因：

一是缺乏有效的监管，这是留守男童不良行为相对突出的直接原因。男生成熟较女生晚，更需要来自父母的监控，否则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难以理解、掌握和内化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从而导致价值观和行为偏差。数据显示，在留守群体中，男童赞同钱能解决所有问题(11%)和家里有钱或有人当官的命真好(27.5%)的比例比女童高1.9和6.6个百分点;赞同诚实守信的人容易受欺骗(55.1%)、一夜成名的人令人羡慕(47.1%)和做好事经常得不到好报(39.0%)的比例比女童高4—6个百分点。

二是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对留守男童影响较大，本次调查中有91.9%的留守儿童父亲外出或双亲外出。父亲外出缩小了儿童的生活和活动空间，不利于男孩的健康成长。父亲外出的家庭中缺少权威形象，使男孩的管教和监督变得更为困难。对于男童而言，父亲还提供了男子的基本模式，供其参照和认同，父亲远离不利于留守男童的性别认同。

(六)父母外出对小学中年级儿童影响更大

1.父母外出对四年级留守儿童日常生活影响最大

在四年级到初三6个年级的留守儿童中，过去一年，有3.6%的四年级儿童遭遇触电，比例最高，这个比例在非留守群体中是1.5%，在6个年级中最低;在上网的留守儿童中，有26.9%的四年级儿童玩网络游戏，仅比初二低0.5个百分点，这个比例在非留守群体中是20.7%，在6个年级中最低;在上网的留守儿童中，有9.9%的四年级儿童在网上浏览色情暴力内容，比例最高，这个比例在非留守群体中是5.6%，低于五年级。此外，有10.6%的四年级留守儿童在生病后选择自己忍着。

外出父母及代理监护人，因为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长大了，已经适应校园生活而又尚未面对升学压力，容易对其放松监管。这不仅使得他们更易遭受意外伤害，也忽视了他们一些不良品德和行为的滋生和发展。按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划分，十岁左右的儿童正是道德水平从他律向自律过渡的关键阶段，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引导。

2.四年级留守儿童对父母外出后的负面体验较多

感觉父母外出后自己更容易被欺负(23.7%)、被歧视(19.8%)、性格比原来内向(41.7%)、胆小(18.9%)的四年级留守儿童比例在6个年级中最高。四年级留守儿童年龄还小，对父母依恋感强。他们经常想念父母(76.7%)、担心见不到父母(59.2%)、担心父母不爱自己(34.6%)的比例最高，比初三的高21.3、25和11.1个百分点。四、五年级的留守儿童表示目前自己最需要和父母在一起，而其他年级的留守儿童最需要学习辅导。

3.父母外出对四年级留守儿童的交往行为有较大影响

四年级儿童人际交往状况总体较差，这与他们年龄尚小、社交技能不足有关，四年级留守儿童相比非留守儿童更差。认为自己是一个受欢迎的人(52.1%)、认为同学喜欢自己(68.7%)、愿意和别人说话聊天(80.6%)的四年级留守儿童的比例，分别比四年级非留守儿童低6.4、3.6和1.8个百分点，可见，父母外出对其社交技能和行为影响较大。

调查也发现，四年级留守儿童会更积极地寻求老师支持和参与社会活动，以缓解父母外出后的焦虑感。从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看，留守儿童排前三位的是母亲，同学朋友和父亲，但四年级留守儿童排前三位的是母亲、老师和父亲。在问到“谁监督或帮助你学习?遇到困难你会向谁求助?”时，四年级留守儿童都把老师排在第一位，而四年级非留守儿童则把老师排在第三位。在留守群体中，有17.2%的四年级儿童参与很多的学校、社区公益活动，比例最高，也高于四年级非留守儿童(14.8%)。

(七)青春期叠加留守使得初二现象更为显著

1.初二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较差

有37.2%的初二留守儿童每天看电视1小时以上，较初二非留守儿童高2.6个百分点;有38.3%的初二留守儿童认为父母外出后更自由了，较四年级留守儿童高13.1个百分点。

2.初二留守儿童在学习及校园生活方面遇到的障碍较高

初二留守儿童上学迟到(49.8%)、逃学(8.7%)、不想学习(62.8%)、对学习不感兴趣(67%)、听不懂老师讲课内容(86.3%)、遇到问题没人帮助(68.4)、没完成作业(62.7%)以及被老师惩罚(75.2%)的比例高于初二非留守儿童2.3—14.4个百分点。

3.初二留守儿童受同辈群体影响较大

初二留守儿童与父母关系较差，经常和妈妈交流(64.3%)、经常和爸爸交流(57.9%)的比例低于初二非留守儿童4.1和8.7个百分点，而被父母训斥吓唬(22.8%)的初二留守儿童比例最高。唯有初二留守儿童把同学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43.38%)，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母亲，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重视。

初二学生处于青春发育期，身心急剧发展变化，存在着种种发展的可能性，他们具有叛逆、盲目、易受外界影响、情绪变化大、成绩两极分化普遍、违纪违规频繁等特征，又具有可塑性、主动、追求独立等特点，这被称为初二现象。对于初二留守儿童来说，青春期的影响与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叠加，放大了种种问题。

中国对美调查报告篇7

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年。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乡村振兴开好局、起好步,需要深入调研、统筹谋划。农业农村部开展了百乡万户调查活动,组织干部开展驻村调研,全面摸清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近期,我到费孝通先生80年前调查过并写出《江村经济》一书的村——江村(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开展调研,对推进乡村振兴作了一些思考。一、中国乡村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乡村的巨变,既源于党领导农民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源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前,中国之乡村,从内地到沿海,从城郊到农区,从山区到平原,都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生产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社会从封闭向开放转变,城乡关系从割裂向融合转化,每年有超过1000万农村居民市民化、1000万农村人口脱贫,农村即将消除贫困、全面小康。可以说,中国乡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江村也在微观层面,演绎着这个时代变局。乡村的巨变,既源于党领导农民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源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一,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国际化,让农业从计划封闭变成了自由开放。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等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放开了农产品市场,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时间和劳动的自由支配权,想种啥就种啥、想吃啥就吃啥,这在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的大集体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农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流通范围大大拓宽。江村的太湖螃蟹、太湖三白销往全国各地,浙江白茶、山东苹果、赣南脐橙等则摆上了江村百姓的餐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农业更是与全球农业融为一体。2017年农产品进出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不断加深的市场化国际化,既给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源泉,也带来了严峻挑战。第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民从土里刨食、温饱不足变成了进城务工、走向小康。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洗脚上田、进城务工。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8.2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了42.35%,2.8亿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割麦插秧累断腰已成为历史,种田比以往更加省工省事省时。江村的村民跟我说,现在腰包更鼓了,日子更好了,笑容更多了,寿命更长了。近年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不少城里人选择到农村当农民、搞农业,这表明农业农村正在逐渐成为稀缺资源。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带来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融合,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互碰撞,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促进,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相互作用,这不可避免地对农民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产生深刻影响。第三,加快发展的信息化智能化,将农村从信息孤岛变成了与世界互联互通。信息化特别是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打破了农村与外界联系的壁垒,打开了农民放眼看世界的通道,这对农业农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革命性的。过去通讯不发达,农民对外界知之甚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播的普及使农民听到了外面的声音;改革开放以后,收音机、电视机逐步走进农民家庭;新世纪以来,手机、电脑、网络向农村覆盖。据统计,我国农村网民已超过2亿。现在,江村村民用手机上网,随时随地微信交流、视频对话。电子商务也在农村遍地开花,足不出户就把村里生产的农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信息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农业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中国乡村面临着千年巨变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组建农业农村部牵头统筹。乡村振兴既是乡村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契机和必然要求,也是今后继续推动乡村变迁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方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深入研究乡村,把握发展机遇,激发发展活力,引导加快变迁,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光荣的历史使命,必须深入了解这个变局、时刻关注这个变局、全面把握这个变局,以至引领和推动这个变局,使之遵循乡村自身演进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方向。二、江村变迁是我国乡村发展的缩影今天的江村,与《江村经济》所描绘的情景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江村80年来的变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江村本名开弦弓村,紧邻太湖,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小清河穿村而过,形状像一张拉开弦的弓,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鱼米之乡。1936年,费老到该村开展了两个月的乡村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记录下了80多年前中国乡村的历史图景,后来人们都以江村称呼开弦弓村。费老的调查方法是典型性全景性的,对一个村庄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研,涉及消费、生产、分配、贸易、土地、生活、婚姻、习俗等方方面面,以此一窥当时中国乡村的村落布局、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等全貌。调查采取的分析方法则是社会性历史性的,从村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入手,分析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乃至婚姻制度等经济社会关系,契合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费老那时仅是一个27岁的青年,就脚踏实地开展实证调查,其精神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在江村,我参观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和费孝通纪念馆,召开了座谈会,走街串巷访谈农户。今天的江村,与《江村经济》所描绘的情景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生活小康,家家住上楼房、通上自来水、装上抽水马桶、使上热水器、用上液化气,宽带、数字电视全覆盖,村道全部水泥硬化,90%的家庭购买了小汽车,村里充满生机活力,全然不是费老笔下木讷的村民形象。可以说,江村村民虽然还住在农村,保留着一些传统,但过的是城里人的生活。对比江村80年来的变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第一,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但家庭经营传统仍然在延续。80年前,江村80%农户养蚕,主要是男耕女织,男的种植稻桑,女的养蚕缫丝。在蚕丝专家费达生等的帮助下,村里成立生丝合作社,办起了生丝厂。新中国成立后,村办生丝厂合并归属人民公社,成为社办企业。改革开放后,丝织厂等村办企业兴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经营不善破产。进入新世纪,村里个体、私营工商业蓬勃发展,基本形成了以丝织、针织为主体的家庭工业,全村7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2017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32432元,村集体收入265万元。江村男耕女织、农工相辅的传统农耕生产格局已经被打破,基本实现了由农业村向工商业村的跨越,但传统仍在继承和延续。从过去的养蚕缫丝到现在的针织衫、窗帘布等纺织品生产,产业优化升级,链条纵向延伸,但江村以纺织业为主业的传统没有变。村民蒋伟芳一家三代从事纺织行业,爷爷奶奶民国时期在费达生创办的生丝厂做工,父亲母亲在公社办的丝织厂上班,蒋伟芳现在是村里最大私营纺织厂的生产厂长,他们一家是江村上百年纺织传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从家家户户男耕女织到遍地开花的家庭作坊、夫妻店,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变。目前,村里有近60户从事针织衫生产的家庭作坊,有的代工,有的自产自销。村民姚玉坤利用自家农房办起了针织衫加工作坊,他自己负责生产管理,儿子和女儿女婿搞电商销售,去年10月到现在就卖了20万件。电商发展使家庭作坊有了更多生存空间。第二,土地制度发生深刻变革,但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时代命题。清末和民国时期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江村的土地被分为田底、田面两层,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地主占有,90%的家庭只能去承租土地或者成为佃户。1951年,江村进行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时期,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改革开放后,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承包户通过村民小组将土地逐步流转给30多个农户发展水产养殖业。从私有私营到公有公营再到公有私营,江村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但农民重土惜地的观念没有改变,无论是费老描述的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光的,可地是用不完的,还是现在村民认为的家里可以没门,手里不能没田,都是这一观念的生动体现。也正因此,80年来,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实践和探索始终没有停止。我在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看到,清代同治、光绪时期的清田方单和民国时期的执业田单上,就已明确界定土地的四至,面积精确到分厘。土改结束后按户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面积精确到厘毫。今天开展的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也是利用现代测绘技术给农民确实权颁铁证,在此基础上推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与清末和民国时期田底(所有权)、田面(经营权)两权分离相比,现在的三权分置不仅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提高了效率,更防止了土地兼并,保障了公平。村民陈月生说,自己常年在外做木匠,家里5亩承包地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全流转出去了。座谈会上,大家表示拥护中央的30年延包政策,希望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这样农户能获得稳定收益,养殖户也能安心搞生产。第三,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较大调整,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差序格局。1935年,江村有359户1458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起伏,村内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转变。目前,江村有420户1680人(不包括后来合并的村),较80年前分别增长了17%和15.2%;60岁以上人口占比32.4%,增长了近26个百分点。80年前,村里只有10家外来户,主要从事理发、银匠等特殊职业;现在,来江村的外地人主要是打工就业,最高曾达1000多人。尽管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人际关系仍然像费老所描述的那样,维持着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每一户都可通过亲属、血缘关系的扩展,在村内延伸出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我在村民周小芳家看到一张五世同堂的照片,她的外婆、母亲、女儿和外孙女生活在本村的不同家庭,这种以亲缘和血缘关系为脉络联结起来的关系网络,在江村很普遍。江村至今仍保留着妇女开茶会的习俗,关系较好的邻里之间轮流举办茶会,吃茶话事、交流见闻,建立起一个个相对稳定的社交圈子。外来人则始终游离于外,现在的打工者与当年的手艺人一样,仍不能落户江村,与本地人的关系仍然泾渭分明。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外来户不能获得耕地和宅基地。第四,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传统家庭观念仍然根深蒂固。80年前,费老描述下的江村,人畜混住,人们每天为温饱奔波操劳,生活没有保障,甚至有溺女婴或流产来控制人口的传统。今天的江村俨然已经是一个城镇小社区,村民白天去工厂上班,晚上回到村里生活居住,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可以说,江村的生活方式已经与城里人没有多大不同,但婚姻、财产等家庭观念与传统仍没有断代。两头挂花幡、招女婿等传统婚姻习俗延续至今。由于现在大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类婚姻模式越来越普遍。全村现有139个家庭采取两头挂花幡的婚姻模式,招女婿190人。我走访的两户人家都是独女户,结婚后新婚夫妻在男女双方家里都有住房,来回走动。在家庭财产处置方面,家长仍是绝对的权威,子女只有结婚后与父母分家,才能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同样在自家的作坊里工作,村民姚玉坤给女儿女婿按月发工资,儿子因未婚而没有核算工资。也正因此,江村的家庭结构大体保持稳定,1935年江村户均4人,2016年户均3.98人,都是小规模家庭。第五,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发生根本转变,但自治和德治仍是重要基础。早在1929年,江村实行地方自治,由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担任村长。1935年,江村实行乡镇保甲长纵横连保连坐。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保甲制,建立行政村。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由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实行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80年来,江村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变化和调整,但自治和德治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88岁的周梅生讲,邻里有矛盾纠纷,解放前靠宗族势力,现在是找村委会,只有大的经济民事纠纷,才走司法渠道。走访的几个村民小组,涉及承包地调整、集体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村民都会集体讨论、民主决策,很少有纠纷和矛盾。江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有资望的群体,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民主理财小组等各类议事监督机构,广泛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村民周新根曾任生产队会计和乡镇企业领导,在村里很有威信,退休后被村民选为小组长。在江村,尊老爱幼、勤劳致富等传统美德得到大力弘扬,传统礼治、德治秩序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为健全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三、全面看待农村,科学把握乡村发展规律乡村全面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充分尊重乡村发展演进规律,科学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推进乡村振兴健康有序开展江村虽只是一个微观主体,但其80年的变迁基本反映了乡土中国的发展历程。从江村可以看到,中国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很多传统仍然保持着稳定和延续,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平稳与跃升共进的状态。乡村全面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充分尊重乡村发展演进规律,科学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推进乡村振兴健康有序开展。一要坚持循序渐进,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走在江村的里弄小巷,随处可见外观现代、装修精致的别墅楼房,一些传统砖木结构平房点缀其间,老人坐在门前晒太阳,他们住惯了老房子,不愿意搬到新房。传统与现代、变化与不变,共同阐释着江村80年来的变迁。这种变与不变的选择,已经渗透到江村的方方面面,最为典型的是村民对土地承包问题的处理。江村的土地以组为单位发包,二轮承包以来,应对农民市民化的新情况,各组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可谓一组一策。有的生不增、死不减,一直没有调整土地;有的每5年调整一次,动账不动地;还有的每年调整一次。从江村的土地、人口、婚姻、家庭等制度看,即便是处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与外界联系紧密的这样一个村落,村庄的发展变化也是渐进的、自然的,而不是断代的、割裂的。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尊重实际,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既要着眼长远目标、不违背发展方向,又要立足当前实际、不违背发展规律。要克服求大求快、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处理好快与慢、量与质、点与面的关系,既把握方向,又把握节奏,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系统性风险,打牢乡村发展的根基。二要坚持城乡融合,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在江村,人们已经习惯了现代化生活方式。水电路气房讯网等基础设施齐全,将近一半的自然村生活污水通过地下管道集中到处理池,实现了无害化处理。生活理念也日益跟城镇接轨,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垃圾箱,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看电影、跳广场舞、打篮球、上网等成为村民的时尚。走在村里,城市文明对江村的影响和冲击无处不在。与此同时,新建起来的文化弄堂又保存着村里的历史档案、文化习俗,这是江村的根,维系着世代传承的脉络。村民姚富坤多次接待费老访问江村,现在是村里费孝通纪念馆的顾问,他热心于向外界介绍江村的传统民俗和乡土文化,被人们称为农民教授。在江村可以感受到,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各有千秋,城市便利的生活条件、时尚的生活方式、丰富的文化产品是乡村所追崇的,而乡村宁静的自然环境、独有的生活习俗、丰厚的历史传承也是城里人所向往的。因此,才有农村人进城、城里人下乡的双向流动,城乡融合开始加快,城乡关系正在重塑,城市与乡村的鸿沟逐步打通。推进乡村振兴,要始终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既要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乡村拓展,也要尊重乡村文化、传承农耕文明,通过以城带乡、功能互补、有机衔接,实现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融合互联、协同发展,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共存共荣、互促互进。三要坚持尊重农民,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江村座谈时,大家纷纷表示,村庄环境改善了,居住条件变好了,看病养老有保障了,挣钱渠道更多了,幸福指数更高了。78岁的姚大官家里四世同堂,每个月自己有几百元补贴,看病能报销一半,他感慨日子越过越好。谈到乡村振兴时,大家劲头十足,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村民周小芳多次接待过费老,准备借助费老的名人效应办民宿。养殖大户倪林坤经营着140多亩蟹塘,想联合村里的养殖大户成立合作社,共同闯市场。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凡是农民称道的、满意的、喜欢的,我们就要坚持下去;凡是农民急需的、期盼的、憧憬的,我们就要努力去解决。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乡村是农民的家园。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振兴乡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不能代替农民、替农民决策,更不能排斥农民。四要坚持统筹规划,一张蓝图干到底。从1936年费老初访到现在,江村的农房经历了平房、楼房、别墅等五代变迁。第一代房子保持了近40年,当时是因为贫穷;改革开放到现在的40年,房子却换了四代。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了;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规划,造成了巨大浪费。农房建设无序,没有统一规划设计和标准,以至于拆了建、建了拆,这是我调研时基层干部和村民反映最多的问题。市里的同志讲,目前农房建设没有法律规范、没有部门管理、没有总体规划、没有房型设计、没有建设标准、没有质量验收,这是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记得我2000年去波兰考察,波兰是土地私有制,当地农民建房,可以自己决定内部结构、装修等,但建在哪儿、面积、外观等受到政府严格的规划管制。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一定要规划先行,谋定而后动,想好了再干,防止折腾、防止浪费、防止走弯路,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必成美画。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历史、个性和特点,要充分尊重乡村的自然机理和历史文脉,把挖掘原生态村居风貌和引入现代发展元素结合起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而不是缩小版城市,让山水林田路村成为乡愁永远的记忆。五要坚持人才首要,确保乡村发展后继有人。江村巨变的根本,是有一批文化素质高、市场意识强、能吃苦敢拼搏的人才。村民周玉官上世纪8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回乡创办了江村第一个个体工商企业,曾得到费老的鼓励和指导,带动了一批江村人下海创业。这次到江村,我还惊喜地发现到处都有年轻人的身影。70后沈斌先后在镇农办、爃烂村工作过,去年来到江村任村支书,他一心想着推动江村大发展。80后周春燕大学毕业后回村担任妇女主任,每天活跃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为村民搞好服务。90后姚凌超大学毕业后回村开网店,将村里生产的针织衫销往全国各地,成为新生代偶像。由于生活条件好、发展机会多,江村年轻人外流的不多。这些年轻人正在为这个传统村庄注入新的活力。这表明,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要始终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既搭好大舞台留住人才,又种好梧桐树引进人才,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目前,农村还有2亿多劳动力,要加大培训力度,充分挖掘培养土专家田秀才、经理人等农村能人,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把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今天的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要搭建乡村创新创业平台,吸引农民工、大学生、科技人员及乡村走出去的工商业主、退休人员等回流,鼓励引导各类人才投身振兴乡村的伟大事业。